工作总结|苏轼生平思想总结（汇总十六篇）_苏轼生平思想总结
时间:2021-04-07 作者:工作计划之家苏轼生平思想总结（汇总十六篇）。
▲ 苏轼生平思想总结 ▼
唐玄宗当政时期的唐王朝，在当时的世界上是一个大国。但就在这表面上看起来仍然强大的大国里，因上下其手等诸多原因，业已孳生着崩溃的征兆。终于唐王朝迅速走向倾覆的转折点——“安史之乱”的发生。杜甫获悉这种情况后，觉得当权者不顾民生只顾自己享乐的做法，定然会导致国家的败亡；于是他便大为愤慨地挥笔写下后来被选进著名选本《唐诗三百首》的诗作，亦即题为《丽人行》的七言长篇古诗。该诗由于把杨家那炙手可热的奢侈生活作了大胆的讽刺和深刻的揭露，成为一首名副其实的“史诗”；而人们还从中概括出一个成语“炙手可热”，用来表明气焰很盛，权势很大的那一号货色。
▲ 苏轼生平思想总结 ▼
身世之谜
王之涣在新旧《唐书》均无传，《唐才子传》所记也甚简，说王之涣为蓟门人。唐人靳能所作《唐故文安郡文安县太原王府君墓志铭并序》记载，之涣“本家晋阳，宦徙绛郡”，则晋阳（今太原）为其原籍，做官时居绛州（今山西新绛县）。墓志铭说王之涣卒于天宝元年（742年）二月，享年55岁，推之可知生于武后垂拱四年（688年）。
为官不顺
武后垂拱四年（688年），王之涣出生于太原王家，为当时名门望族。他的五世祖王隆之为后魏绛州刺史，可能因此而移家绛州的。曾祖王信，隋朝请大夫、著作郎，入唐为安邑县令。
玄宗开元十四年（726年），王之涣任冀州衡水主簿，赋《宴词》、《送别》。
开元十年（722年），王之涣与勃海李氏结婚，李氏乃冀州衡山县令李涤之第三女。
开元十四年（726年），王之涣由于遭人诬陷诽谤，辞去官职。
居家唱和
开元十五年（727年）—开元二十九年（741），王之涣家居十五年。赋《九日送别》、《登鹊雀楼》、《凉州词》二首。
开元二十年（732年），王之涣流寓蓟门，高适来访不遇，赋诗留赠。
遭疾终去
天宝元年（742年），王之涣补文安郡文安县尉。同年二月二十四日遭疾终于官舍，享年五十五岁。
天宝二年（743年），王之涣葬于洛阳北原，永宁县尉靳能撰墓志铭。
▲ 苏轼生平思想总结 ▼
刘禹锡，字梦得，河南洛阳人。 21 岁中进士，官至监察御史。后来，他参加了反对宦官和藩镇割据势力的革新活动，失败后被贬往边远地区。
刘禹锡是个非常有骨气的人，在被贬十年后应召回京时，因不满长安新贵们的所作所为，写了一首《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讽刺当朝新贵。诗云：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当权者知道后极为不满，他因此再度被贬。可时隔十四年后他再次奉召入京时，又在《再游玄都观绝句》一诗中写下了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 苏轼生平思想总结 ▼
古语有云，虎父无犬子，那么反过来的推断是否一定成立呢？那倒不一定完全成立，但儿子的性格还是有先天和后天的部分的，先天自然来自古老而神秘的遗传学论，基因是会遗传的，而性格中的某种因素也是会遗传给后辈的，不见得是逐代遗传，也可能是隔代遗传。
而另一部分所谓后天的，更多部分是来自于所处环境的影响，在这一部分中家庭的也占着不容小觑的分量的，比如一个父慈母孝的家庭出生的孩子必然比父母不睦家庭出生的孩子更有安全感，能说会道父母养出来的孩子必然比沉默寡言父母养出来的孩子更善长与人打交道。
单论吕不韦的性格成分，狡鲒、善权衡、独立自主、有远见、敢于舍弃、敢于下注。这些性格是否遗传自吕父呢？
很有可能的，首先吕不韦出生的家庭就是一个商人家庭，世代为商，天生就会精于计算，不然怎配的上无商不奸呢？商人是没有儒生那么迂腐的，他们是唯利是图的，他们不会束缚自己的孩子，逼迫他们成为自己想要的样子，所以这点上 ，吕父给了吕不韦很大的自由，让他可以从小耳濡目染，也教导着他如何才能更好的经营，成为更成功的商人。
恰好，吕不韦并未辜负其父的期望，在商道上，可说有着惊人的天赋，每当吕父说一，他便能举三，眼光之长远，悟性之高常令吕父自叹不如，常以养育吕不韦为自己生平最得意之事情。
这点上，吕父真乃一慈爱父亲，在他的循循善诱下，成功引导着吕不韦创造自己的商业帝国！
▲ 苏轼生平思想总结 ▼
王之涣（688742），是盛唐时期的人，字季凌，汉族，并州（山西太原）人。祖籍晋阳（今山西太原），其高祖迁今山西绛县。豪放不羁，常击剑悲歌，其诗多被当时乐工制曲歌唱。名动一时，常与、等相唱和，以善于描写边塞风光著称。代表作有《登鹳雀楼》、《凉州词》等。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更是千古绝唱。
《唐才子传》说王之涣为蓟门人，或因他年时少有侠气、从五陵年少游、击剑悲歌的性格而臆猜，靳能墓志铭记载，之涣本家晋阳，宦徙绛郡，则晋阳（今太原）为其原籍，家居绛州（今山西新绛县）。墓志铭说王之涣卒于天宝元年（742年）二月，享年55岁，推之可知生于武后垂拱四年（688年）。
王之涣出身于太原王家，为当时望族。他的五世祖王隆之为后魏绛州刺史，可能因此而移家绛州的。曾祖王信，隋朝请大夫、著作郎，入唐为安邑县令。祖，唐朝散大夫、文安县令。父王昱，鸿胪主簿、浚仪县令。从曾祖到父亲，虽然皆为官，但均为小官。王之涣出身于普通仕宦之家，排行第四，自幼聪颖好学，年龄还不到20岁，便能精研文章，未及壮，便已穷经典之奥。王之涣从小聪明好学，少年时豪侠义气，放荡不羁，常击剑悲歌。到了中年，他一改前习，虚心求教，专心写诗，在十余年间，诗名大振，与王昌龄、高适等相唱和。后来，他曾一度作过冀州衡水县主簿，时间不久就被人诬陷。于是，王之涣拂衣去官，在家居住十五年，晚年任文安县尉，在任上死去。
王之涣是盛唐的著名诗人，他写西北风光的诗篇颇具特色，大气磅礴，意境开阔，热情洋溢，韵调优美，朗朗上口，广为传颂。为盛唐边塞诗人之一。黄河远上白云间，仅七个字，祖国壮丽山河景色跃然纸上。可惜他的诗歌散失严重，传世之作仅六首，辑入《全》中。不知何故，王之涣未走科举之途，而以门子调补冀州衡水主簿。任衡水主簿时，王之涣父母均已去世，衡水县令李涤将三女儿许配给他。
王之涣才高气盛，不愿为了衡水主薄的卑职而折腰，加上有人诬陷攻击，他便愤然辞官而去，遂化游青山，灭裂黄绶。夹河数千里，籍其高风；在家十五年，食其旧德。雅谈珪爵，酷嗜闲放。在家过了15年闲散自由的生活。后来他的亲朋好友觉得他这样一直沉于下层，不是办法，便劝他入仕。后来补文安郡文安县尉，仍是一不起眼之小职。他在职风清白著称，理民以公平著称，颇受当地百姓称道。谁料不久，他竟染病不起，以55岁之壮年，卒于官舍，葬于洛阳。
如此有才华之人，可惜终不见用，天也不假其年。这也是诸多有才华的正直知识分子的常见结局。他的诗虽只流传下六首，但这寥寥数首，确为我国古典文学宝库的精华。
▲ 苏轼生平思想总结 ▼
杨必，近代中国着名女翻译家，她翻译的长达 60 多万字的《名利场》再现了原着的风格，蕴含着丰富的翻译思想。在翻译实践中，杨必注重语言的巧妙运用，追求神似的艺术魅力，译文朴实无华，自然流畅，给读者以美的享受。
一、杨必生平及其与文学翻译的渊源
1.出生于书香世家，家学功底深厚。杨必出生于当时著名的书香世家，其父亲杨荫杭是中国第一批革命党人。早年，杨荫杭留学日本攻读法律硕士学位。1919年初，他便担任京师高等审判厅长及司法部参事等重要职务，杨必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她从小便喜欢中国的古典文学，尤其喜欢《红楼梦》，这也是杨必在翻译遇到瓶颈时，总能从中国古典作品中获得启示的重要原因。杨必从小便喜欢看母亲的手抄本《石头记》，还曾以“一心”的笔名在《新语》杂志上发表过文章。杨必翻译作品中丰富的人物形象的形成还与其生活有着很大的联系，她善于模仿事物，在讲述某一事件时总能以简短语句将其完美地表现出来。幼年时期的杨必喜欢安静，非常乖巧，但是也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如不爱洗脸及不按时睡觉等。每当看到佣人端来洗脸水时，她便嘴里喊着“跑、跑、跑”的声音急忙逃走，但还是被妈妈抓到哭着洗完脸。当时，杨必家中养了很多猫，她经常爬楼梯到佣人房间去看猫。一次，母亲发现其鼻子上有灰，问到怎么回事。3 岁的杨必泰然说道：“从楼梯上不小心跌下来的。”[1]23中学期间，杨必就读于工部局女子中学，并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入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毕业后便进入清华担任一年的助教。凭借其深厚的英文功底，杨必还曾为国际劳工局担任英文翻译，同时她还是傅雷先生的儿子的英文教师。正是在傅雷先生及钱钟书先生的指导下，杨必才真正进入其文学翻译的发展道路。
2.结缘文学翻译，为《名利场》耗尽精力。因为杨必曾担任过傅雷儿子的英文教师，她从事文学翻译工作与傅雷先生的鼓励有着很大的关系。一次，杨必写信给姐夫钱钟书，请其指导自己翻译一本国外文学作品，钱钟书便推荐了英国现实主义女作家艾杰沃斯的《莱克仑脱堡》让其翻译，他还建议杨必将其书名改为《剥削世家》。钱钟书非常欣赏杨必的翻译才华，他曾在书信中说道“:最近看佛尔雷的作品，觉得其缺乏故事性，而原着全凭故事来吸引人的。我的文字较为死板，很难将这种故事性表达出来。建议你能翻译该部作品以展现原着的真正风采。”1934 年，杨必完成了萨克雷《浮华世界》的翻译，并发表于《文学》杂志上，这是中国国内第一本关于萨克雷作品的译本。后来，杨必根据《镜花缘》中“世上名利场，原是迷魂阵，一切皆枉费心机”,最终将该书名改为《名利场》。在复旦大学外文系任教期间，杨必全部完成了《名利场》的翻译，为此她也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当出版社再版时，问其是否修改，杨必以“一字不改”来回答，足见其对该部译着付出了很大的心血。从《名利场》的翻译便可知杨必深厚的翻译功底，其精湛的译文体现其熟练的语言驾驭能力。
二、注重艺术性及语言魅力的翻译思想
1.对钱钟书翻译思想的继承。翻译的本质几乎是每个翻译者都要讨论的基本问题，从杨必的翻译特征看，其主要包括自由、读者导向及富有弹性。我们可以从杨必的观点中总结出翻译的本质就是要诱导读者通过目标语言的规格及风格来了解原文。“翻译即交换”出自唐代编着的《周礼注》，同样在西方的翻译理论中也包括“翻译便是在源语言语义及风格上的再生及演化”[2]109.有很多关于翻译本质的讨论，有些将其定义为一门艺术，有些则定义为科学或工艺。杨必的老师钱钟书先生对其翻译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钱钟书曾通过许慎的古典文学翻译来探讨翻译的本质，他认为翻译中的“诱”与“讹”是很难避免的，这就需要“化”来减弱它们的影响。杨必继承了钱钟书的翻译思想，将翻译视作一门工艺，她尽力保持原文的风味，并启发读者了解更多的新文化。在“化”方面，杨必重新构造了原文中的结构与形态，同时又完整保存了原作的韵味，没有出现任何因为语言转换上的牵强内容。杨必的这种翻译思想堪称原作的“投胎转世”.从《名利场》翻译中，我们可以看到杨必将自己更多的精力放在翻译的交流功能方面，以适应目标读者的需求。所以，杨必的翻译思想在中国传统翻译文化的基础上，融汇了中西文化的精髓，对国内外文学的互译、互解等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2.强调翻译艺术的神秘性。在翻译思想上，杨必一般用简短的语句进行概括，她认为最好的翻译是在保持原文风格的基础上，巧妙地将其转化为另一个国家的文字。同时，她认为这种翻译很难实现，在某些方面存在着具体的难以克服的问题。杨必认为，好的译文能引导读者熟悉原作，拙劣的译文则有着相反的效果，在无形之中排斥了读者，并损坏了原文的声誉。所以，杨必认为真正的翻译是灵魂转世，更是一门艺术及难以实现的理想境界。杨必继承了钱钟书关于翻译过程中“诱”、“讹”的思想，指出“诱”在翻译过程中有着良好的联络作用，能有效激发读者去了解国外文学作品，并实现文化上的接近。这样，语言便成为翻译的一个重要工具，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如果没有很好地掌握该种语言，其传达的思想及理念便很难让人理解。
在翻译过程中还会出现译文与原文的失真问题，即“讹”的出现，如果读者阅读了原作，便会将译作丢弃。相反，质量不高的译文还会对原文产生负面的影响，影响读者对原着的认知。所以，杨必认为文学翻译应将忠实于原文内容及风格放在首要位置，这也是其《名利场》翻译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3.注重文学翻译的语言魅力。文学翻译是一门艺术，杨必便是翻译艺术的杰出代表，她翻译的《名利场》再现了原文艺术风格，达到了神似的艺术效果。虽然在这部长达六十多万字的译着中有少许错译问题，但是其仍不失为中国文学翻译中少有的几部成功的译着之一，这与其语言魅力有着极大的关系。翻译作品的语言好坏关系到整个作品的成败，杨必的文学翻译更注重语言的运用。在翻译过程中，杨必只是采用简短、朴素的语句，惯用文言词句、惯用语等，使得多种词句相互映衬，有着强烈的语言表现力。杨必非常注重语言的选词，善于将那些特定的词句放在特定的位置上，使得它们能在译文中大放异彩。
杨必还善于把握原文的语言结构及形式，从多个角度来选择词句进行翻译。她说：“好的译文能正确地引导读者向原着延伸，拙劣的译文不但破坏了原着的形象，而且还在无形之中拒绝了读者。”例如，《名利场》原着中叙述了艾米丽在丈夫死后的痛苦生活，杨必将原文中的长句分成若干的短句，使得语句更为流畅、明快。另外，诸如“却一样”、“闲言闲语”等熟语的运用，展现出说话人的'内心世界。语言也有雅俗之分，杨必善于运用典雅的文言词句进行翻译，她说：“文言词句能表现任何学问，以典雅的文言探讨国外文学不失为一种明智的抉择。”[3]50杨必还善于运用普通用语，以实现其生动、传神的翻译艺术效果。
三、杨必翻译思想的具体体现
1.翻译中注重神似的艺术效果。在译着方面，杨必留下了《名利场》、《剥削世家》两部作品。在翻译过程中，她更注重神似的艺术效果，形成了其文学翻译的艺术风格与魅力。钱钟书认为，杨必的翻译犹如中国翻译界的新星，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她翻译的《名利场》完全可以与原着相媲美。杨必译文中的神似来源于其对原文的斟酌，她综合语境、风格等因素，并结合译入语的内容，使得各要素之间相互融合。在《名利场》原着中，萨克雷以说书先生的角度来展开故事，语句风趣幽默。为了传承原着的艺术风格，杨必在词句及篇章上都进行了详细的斟酌。同时，为了符合汉语习惯，她大胆遣词造句，她曾说：“国与国之间的语言及文字有差别，这就需要在理解原着文风的基础上，仔细推敲用语的表达。”[4]48在翻译过程中，杨必面临这些巨大差距的情况下，并不是完全拘泥于原着，而是结合当时原着创作的历史背景进行综合分析与评判，将其视作一个独立的作品来创作。文学翻译更多的是文化及思想的传达，杨必非常注重作品“神似”的艺术效果。为此，她很好领悟到了原着的精神，并对原文遣词造句，大胆创新，为广大读者呈现一部精彩的作品。翻译中存在的漏译问题，丝毫不影响译文的整体性及艺术性。
2.灵活运用语言，再现原着的风采。在文学翻译中，杨必并不拘泥于原着形式，而是采用更加灵活的表现手法，再现了原着的风采。杨必注重译文语言的具体化及形式化，强调“内容尽化为形式”,承认译文思想的外在含义。在语言转译过程中，译者都会遇到语言习惯带来的问题。例如，如何处理从句的问题，杨必往往采用并列句、因果句型等形式，以展现原文的含义。同时，她还将西方文学中常用的语言表达方式转化为中国的熟语。杨必在翻译《名利场》时，注重词汇的表达，文字转换方面有着灵活的特点，真正再现了原着的神韵。例如，原文中将里倍加描述成为对金钱与地位而不择手段的人，杨必在翻译中结合故事中人物的生活经历，采用切合人物身份的语言文字与风格，将人物完美呈现在读者面前。另外，杨必还以其简洁的语言描述了原文中盲人与瘸子相互搀扶的故事情节，她对原文没有任何的删减与延伸，真正让读者体会到原文的真实风采。在翻译实践中，杨必交错运用日常用语、典雅词汇等，彰显原着的艺术魅力，并使得译文更为生动形象。
参考文献
[1]嘉荣慧。论杨必对钱钟书翻译思想的继承[J].海外英语，2011（1）。
[2]陈荣东。杨必和她的翻译[J].上海翻译，2005（6）。
[3]刘庆玲。译学之道，存乎于心---以翻译家杨必为例[J].翻译研究，1999（2）。
[4]邢晓宇。浅析杨必译《名利场》中的多维语境意识[J].语文学刊，2005（4）。
▲ 苏轼生平思想总结 ▼
时光如梭，一年又转瞬而逝，年年这个时候，在单位总忙着写年终总结，今年的年终，不必再去书写工作上的总结，反而有想法和时间，去做往年在脑海中略微会思考的个人经历和思想的总结。
20年对于个人是重要的一年，做了人生应该是的最后一次工作道路上的抉择；跑了已过去的半生以来最远的路；经历了离开家人和朋友最长的时间；耐过了一次最长的独处。..。..
经历带来思考，思考带来感悟，感悟带来行动，行动带来结果，结果带来幸福！
关于工作。常想，我想做什么和我该做什么？这也是一个人成功或者能否在工作上得到认可的`基础，而这个的基础是对自己的认识。想做什么，往往不能做，有机遇的限制，有条件的限制，有你自己个性坚持的限制，有你人生规划的限制，但你不能想做什么的时候，最好知道你该做什么，该怎么做，如果该做什么都不知道，你更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样你就会更后悔！
关于家庭。离开了家，才知道什么叫思念和挂牵，在家的时候可能想她的错、她的不好的时候多，嫌她烦，离开家的时候，总想她（包括俩）的好，甚至有思念唠叨的想念，想和别人说起家，说出的都是一种神采和自豪。定时的电话成了习惯，而不像在家，不回家打个电话也嫌多余，想她们在家的难，想她们在家的晚饭和冷暖。
关于朋友。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离开大群大群的朋友，才知道，虽可有新交，但更思故交 ，常常会整夜的做梦，梦见的朋友排着队，一会这个喊你，一会哪个叫你，一夜会醒好几次，醒了才知，哦，我是想你们了啊，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忙时日虽未思，但自己的潜意识里在想念。知道了思念，对于新朋友的交往，就更加的真诚和坦诚，即使自己委屈也不愿别人受到伤害，更加没有了不单纯的杂念和功利。对于以往的朋友，想起时想的多的是，有哪些地方自己做的不好，是否伤过对方，是否有机会去弥补。人说四十而不惑，但总觉得有时有些突然更细腻，细腻的有点不男人，没有了拿得起放得下的勇气。
关于金钱。虽经常缺钱，也衣食无忧，虽也本着待遇跳槽，但更多时把钱看成一种衍生物，只是一种标志，而非最终目标。为了一个目标的实现，往往要牺牲更多，但更加认为，你知道了你想干什么，能干什么，该干什么，处理好和家庭、朋友的关系，它自然会来，虽未必很多，但一定更有意义！
▲ 苏轼生平思想总结 ▼
白居易 - 简介
白居易（772--846），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祖籍太原[今属山西]。到了其曾祖父时，又迁居下邽（音guī）（今陕西渭南北）。唐代著名诗人，与李白、杜甫并称“李杜白”。
白居易的祖父白湟曾任巩县[河南巩义]县令，与当时的新郑[属河南]县令是好友。见新郑山川秀美，民风淳朴，白湟十分喜爱，就举家迁移到新郑城西的东郭宅村（今东郭寺）。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2月28日）正月二十日，白居易在东郭宅降生了。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卒于洛阳[属河南]，享年75岁。著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
贞元十五年（七九八）进士，任翰林学士，左拾遗。因直言极谏，贬江州司马，移忠州刺史。后被召为主客郎中，知制诰。太和年间，任太子宾客及太子少傅。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死时年七十五岁。
晚年官至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在文学上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写下了不少感叹时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对后世颇有影响。是中国文学史上相当重要的诗人。
白居易 - 生平
一生以44岁被贬江州司马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二十六年（800）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疏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还说他母亲是看花时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做左赞善大夫陪太子读书，应驱逐出京。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谕诗。
贬官江州给白居易以沉重打击，他说自己是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他升任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穆宗长庆二年出任杭州刺史，杭州任满后任苏州刺史。晚年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七十岁致仕。比起前期来，他消极多了，但他毕竟是一个曾经有所作为的、积极为民请命的诗人，此时的一些诗，仍然流露了他忧国忧民之心。他仍然勤于政事，作了不少好事， 如他曾经疏浚李泌所凿的六井，解决人民的饮水问题；他在西湖上筑了一道长堤，蓄水灌田，并写了一篇通俗易懂的《钱塘湖石记》，刻在石上，告诉人们如何蓄水泄水，认为只要“堤防如法，蓄泄及时”， 就不会受旱灾之苦了。这就是有名的“白堤”。
白居易的祖父白湟、父亲白季庚及外祖父都是诗人，在这种家庭背景下，白居易读书十分刻苦，终成诗人。但白居易和李白、杜甫一样，也嗜酒成性。 张文潜在《苕溪鱼隐丛话》中说：陶渊明虽然爱好喝酒，但由于家境贫困，不能经常喝美酒，与他喝酒的都是打柴、捉鱼、耕田的乡下人，地点也在树林田野间，而白居易家酿美酒，每次喝酒时必有丝竹伴奏，僮妓侍奉。与他喝酒的都是社会上的名流，如裴度、刘禹锡等。
他在67岁时，写了一篇《醉吟先生传》。这个醉吟先生，就是他自己。他在《传》中说，有个叫醉吟先生的， 不知道姓名、籍贯、官职，只知道他做了30年官，退居到洛城。他的居处有个池塘、竹竿、乔木、台榭、舟桥等。他爱好喝酒、吟诗、弹琴，与酒徒、诗宇航局、琴侣一起游乐。事实也是如此，洛阳城内外的寺庙、山丘、泉石，白居易都去漫游过。
每当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他邀客来家，先拂酒坛，次开诗箧，后捧丝竹。于是一面喝酒，一面吟诗，一面操琴。旁边有家僮奏《霓裳羽衣》，小妓歌《杨柳枝》，真是不亦乐乎。直到大家酩酊大醉后才停止。白居易有时乘兴到野外游玩，车中放一琴一枕，车两边的竹竿悬两只酒壶，抱琴引酌，兴尽而返。
又据《穷幽记》记载，白居易家有池塘，可泛舟。他宴请宾客，有时在船上，他命人在船旁吊百余只空囊，里面装有美酒佳肴，随船而行，要吃喝时，就拉起，吃喝完一只再拉起一只，直至吃喝完为止。
如此说来，与陶渊明的苦况，当然不同。方勺《泊宅编》卷上说：白乐天多乐诗，二千八百首中，饮酒者八百首。这个数字不算小。他喝酒时，有时是独酌。如在苏州当刺史时，因公务繁忙，用酒来排遣，他是以一天酒醉来解除九天辛劳的。他说：不要轻视一天的酒醉，这是为消除九天的疲劳。如果没有九天的疲劳，怎么能治好州里的人民。如果没有一天的酒醉，怎么能娱乐的的身心。他是用酒来进行劳逸结合的。
更多的是同朋友合饮。他在《同李十一醉忆元九》一诗中说；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在《赠元稹》一诗中说：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在《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一诗中说；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在《同李十一醉忆元九》一诗中说：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河南尹卢贞刻《醉吟先生传》于石，立于墓侧。传说洛阳人和四方游客，知白居易生平嗜酒，所以前来拜墓，都用杯酒祭奠，墓前方丈宽的土地上常是湿漉漉的，没有干燥的时候.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极可注意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谕，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闲适诗和讽谕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谕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白居易逝世时，时年75岁。葬于龙门山。他去世后，唐宣宗写诗悼念他说：＂缀玉连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他生于“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生地郑州新郑（今河南新郑县）。11岁起，因战乱颠沛流离五、六年。少年时读书刻苦。贞元十六年（800）中进士，十八年，与元稹同举书判拔萃科。二人订交。以后诗坛元白齐名。十九年春，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罢校书郎，撰《策林》75篇，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县尉。作《观刈麦》、《长恨歌》。元和二年回朝任职，十一月授翰林学士，次年任左拾遗。四年，与元稹、李绅等倡导新乐府运动。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他此时仍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与国政。他能不畏权贵近，直言上书论事。元和六年，他因母丧居家，服满，应诏回京任职。十年，因率先上疏请急捕刺杀武元衡凶手，被贬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次年写下《琵琶行》。开始“吏隐”，在庐山建草堂，思想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闲适、感伤的诗渐多。元和十三年，改忠州刺史，十五年还京，累迁中书舍人。因朝中朋党倾轧，于长庆二年（822）请求外放，先后为杭州、苏州刺史，颇得民心。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书监，明年转刑部侍郎，四年，定居洛阳。后历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在洛阳以诗、酒、禅、琴及山水自娱，常与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会昌四年，出资开凿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民。75岁病逝，葬于洛阳龙门香山琵琶峰，李商隐为其撰写墓志。
白居易 - 诗歌理论
1、简述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释、道三家。立身行事，以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指导思想。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3000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同上），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
“辞质而径”，辞句质朴，表达直率；
“言直而切”，直书其事，切近事理；
“事核而实”，内容真实，有案可稽；
“体顺而肆”，文字流畅，易于吟唱（《新乐府序》）。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主要特征
白居易的现实主义诗歌理论在他写给元稹的信《与元九书》中有集中的论述。此外，在《新乐府序》、《寄唐生》、《读张籍古乐府》、《策林六十八》、《策林六十九》等诗文中也都有所阐述。白氏的诗歌创作在唐代诗人中是最多的。《与元九书》中他把自己五十一岁以前写的一千三百多首诗编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等四类。。讽谕诗以鲜明的艺术形象和诗的语言体现了他的理论主张。白居易的现实主义诗歌理论是明确的理论阐述和丰富的创作实践相统一的完整体系。
白氏强调必须继承《诗》的优秀传统：“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张籍古乐府》）白氏以此为标准，批评了《离骚》与汉代五言诗过于重视抒发个人恩怨，讽谕性只及《诗》的“什二三”；对六朝时的山水诗他更是持否定态度；对唐诗，他只肯定联系现实紧密，政治思想倾向强烈的诗作，如肯定陈子昂《感遇诗》二十首、鲍照《感兴诗》十五首，肯定杜甫新题乐府等部分诗作。而对唐代一些专写风花雪月、流连光景的诗作，尤其是对大历十才子，他痛心疾呼“诗道崩坏。”白居易自觉地继承和发扬《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一再阐述了有关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二、关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论述
第一、认为诗歌来源于现实生活，诗歌必须反映现实生活。他在《策林六十八》指出：“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诗歌表达人的感情，而人的感情是现实生活中的客观事实引起的。这种触发人们感情的客观事实往往同国家政治的盛衰得失互相关联。诗歌来源于现实，而又反映现实，“故国风之盛衰，由斯而见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闻也；人情之哀乐，由斯而知也。”从各个时代的诗歌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风气是盛或衰，统治者的政治是得或失，人民的感情是悲或乐。白氏列举《诗经》中的作品为例证实这种观点。总之，白氏认为诗歌同现实的关系是紧密的，诗歌具有植根于现实与反映现实的本质特征。
第二、认为诗歌必须为改良现实政治，巩固现存的皇权统治服务。从诗歌同现实的关系出发，白氏认为诗歌必须为现实的政治服务，白氏对这方面的观念反复地作了阐述。《与元九书》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里的“时”“事”即是指现实的政治和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生活。提出这一准则，所针对的是企图超越现实政治的抒情咏物之作。白氏把他的讽谕诗看作诗谏。《与元九书》说他当谏官时，每月都要尽职进谏，企图改良现实政治。有些“救济人病，补裨时阙”的话语，难以在奏启中直接陈述的，“辄咏歌之”，以呈诗代奏启。白氏对其诗谏引起的强烈反响很自豪，如《贺雨诗》、《哭孔勘诗》、《秦中吟》、《宿紫阁村》等诗作引起权豪、握军要者的“相目而变色”，他们攻击白居易“沽名”、“诋讦”、“讪谤”，连亲人也不理解他。然而，白氏有同气相求的诗坛知友，如读白诗而喜的邓鲂，读白诗而泣的唐衢，更不用说新乐府运动中的志同道合者了。《秦中吟》等佳作在民间也是广泛流传。因此，白氏坚定地反复阐述有关诗歌必须为现实政治、社会生活服务的主张，“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读张籍古乐府》），“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总而言之，为君、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序》）。甚至认为劝善惩恶改善社会风气，补察得失改良现实政治，主要依靠诗文创作，“故惩劝善恶之柄，执于文士褒贬之际焉；补察得失之端，操于诗人美刺之间焉。”（《策林六十八》）
第三、认为诗歌同现实之间的关系，决定了诗歌的本质特征和社会功能。《与元九书》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诗歌虽然是具体的诗人或某个时代，某个地区的集体的创作，但是能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最能打动人心的是感情。人们之间的感情交流，最初通过语言，进而通过有节奏与乐感的歌声，进而通过凝聚的深刻含义。这种沟通人们感情的“言”，“声”、“义”的集合体就是诗歌。白氏以果树的生长过程比喻诗歌的创作过程，给诗的本质特征下了个定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诗歌之树能够生长发展，靠的是以感情为根，深深地扎于现实的土壤中。诗歌之树破土而出萌发幼芽时，感情的表达靠的是语言。语言是诗歌最基本的要素。幼苗成长了，感情要用更完美，更复杂的方式来表达，富有节奏性和音乐感的歌声使诗歌之树盛开着鲜花。鲜花是美丽的，而生命力强劲的诗歌之树并不满足于开花；感情是动人的，而优美的诗歌并不满足于抒情。诗歌之树结了果实，现实主义诗作以表达诗人改良社会政治与现实生活的意愿为归宿。与此定义相关的，白氏重视诗歌的认识作用与教育作用。《策林六十八》提出诗歌主要发挥“惩劝善恶”和“补察得失”的作用。《与元九书》紧接着阐明诗歌的本质特征后指出：“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对于同现实政治关系不密切的个人之情的抒发，白氏基本上是否定的。所以，白氏有关《诗经》以来诗歌发展史的评述中肯定的作家作品面比较窄。原因就在于白氏有关诗歌社会功能的论述，侧重于认识作用与教育作用，审美作用必须以认识、教育作用为前提。
白居易 - 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
白居易继承了中国古代一贯以《诗经》为主旨的比兴美刺的传统诗论，十分强调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他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又说：“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外，未尝著空文。”（《读张籍古乐府》）所谓“为时”、“为事”，就是指“救济人病，裨补时阙”。所谓“六义”、风雅比兴”，则是指诗歌指陈时政的美刺作用。由于当时社会黑暗和政治腐败，他在“美刺”中更着重“刺”的一面，强调诗歌批评社会政治的功能，要求“唯歌生民病”、“句句必尽规”（《寄生》），“上以纫王教”，“下以存炯戒”（《策林》六十八），指出“欲开壅敝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采诗官》）。
在他看来，诗歌创作只有发挥了这种功能，引起当权者的注意，对国家政治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起一点作用，才达到了写作目的，否则不过是些“嘲风雪，弄花草”的“空文”。与上述理论相适应，在诗歌表现方法上，他提出了一系列原则：①“辞质而径”，辞句质朴，不加文饰，表达直率，不绕弯子；②“言直而切”，直书其事， 不作隐讳，切近事理，说尽说透；③“事□而实”，内 容真实，经得起查考，不说空话，不加虚夸；④“体顺而肆”，文字流畅，容易上口吟诵，便于配乐传唱（《新乐府序》）。他自己的一部分诗作，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实践的。
在中唐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这种诗歌理论对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病，是有积极意义的。对大历以来诗坛上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也有针砭作用。但是，他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现实政治需要，有时把诗歌变成押韵的谏章，又是不恰当的。有时他运用这种理论来批判谢灵运、陶渊明、谢□、李白等著名诗人，便不免显得偏颇和狭隘，甚至连杜甫也只剩下三、四十首值得肯定的好诗（《与元九书》）。同样，如果一味强调“辞质而径”等诗歌的表现方法，势必束缚诗歌艺术的创造，拘限诗歌风格的多样，难免有浅率之弊，因而受到晚唐诗人杜牧及宋代一些诗人的批评。
白居易 - 文学创作
白居易曾将自己的诗分成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四大类。大体上，前三类为古体，后一类为近体。前三类大致以内容区分，但有相交。四类诗中，白氏自己比较重视前两类，认为讽谕诗反映了“兼济之志”；闲适诗显示出“独善之义”；都是他人生目标的直接体现。感伤诗和杂律诗则“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与元九书》）。讽谕诗是白诗中的精华。代表作有《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它们广泛反映了中唐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着重描写了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这些诗措辞激烈，毫无顾忌，突破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在古代批评时政的诗歌中十分突出。讽谕诗在形式上多直赋其事。叙事完整，情节生动，人物情节细致传神。另一部分讽谕诗则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寄托政治感慨。这两类作品都是概括深广，主题集中，形象鲜明，语言晓畅明白。部分《新乐府》还采用“三、三、七”言句式，有民间通俗文艺的痕迹。闲适诗多抒写对归隐田园的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不少诗也宣扬了知足保和、乐天安命的思想。但也有些诗从侧面表现对现实的不满，说明他追求闲适只是无可奈何的解脱。感伤诗以叙事长诗《长恨歌》、《琵琶行》最为著名。《长恨歌》歌咏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婚姻爱情故事，既有“汉皇重色思倾国”的寄讽，更有“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感伤和同情。《琵琶行》则有“天涯沦落人”的遭际之感，且语言成就突出。此二诗叙事曲折，写情入微，善于铺排烘托，声韵流畅和谐，流传甚广。白氏还有不少赠酬亲朋篇什，情真意切，挚朴动人。但这类诗中较多叹老嗟病，伤往悼亡的伤感色彩及度脱尘嚣的佛家思想。杂律诗在白诗中最多，以一些耐人寻味的抒情山水小诗较著名，白描手法，寥寥几笔，生意盎然。另有一些铺陈故实、排比声律的长篇排律和杯光酒影、艳情风月的小诗，也颇为时人效仿。白诗在当时流传广泛，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处处皆是，其声名还远播新疆和朝鲜、日本。白诗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晚唐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罗隐、杜荀鹤，宋代王禹偁、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及清代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受到白诗的启示。
后代剧作家也多有据白诗故事进行再创作，如白朴、洪据《长恨歌》分别作《梧桐雨》、《长生殿》；马致远、蒋士铨据《琵琶行》分别作《青衫泪》、《四弦秋》。白诗词句，也多为宋、元、明话本所采用。白居易不属韩柳文学团体，但也是新体古文的倡导者和创作者。其《策林》75篇，识见卓著，议论风发，词畅意深，是追踪贾谊《治安策》的政论文；《与元九书》洋洋洒洒，夹叙夹议，是唐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草堂记》、《冷泉亭记》、《三游洞序》、《荔枝图序》等文，均文笔简洁，旨趣隽永。为唐代散文中的优秀之作。白居易还是词创作的有力推动者，《忆江南》、《浪淘沙》、《花非花》、《长相思》诸小令，为文人词发展开拓了道路。
同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豪刘禹锡，诗鬼李贺等，白居易被称为＂诗魔＂
白居易 - 作品
白居易在江州时，曾整理、编集自己的诗歌作品，分成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四大类。据其述，讽谕诗是他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 闲适诗是“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 情性者”；感伤诗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
而形于叹□者”；杂律诗则是“五言、七言、长句、绝 句，自百韵至两韵者”。大体上，前三类是古体诗，最后一类是近体诗；前三类中大致以内容区分，但也有参互 交错的。在这四类诗中，白居易自己比较重视讽谕诗和闲适诗。他认为讽谕诗反映了“兼济之志”，闲适诗显 示出“独善之义”，都是他的人生目标的直接体现。感伤诗和杂律诗则“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与元九书》）。白居易诗歌创作中最精华的部分，是他的讽谕诗，其 中包括《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等代表作。这些诗篇广泛反映了中唐时期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着重描写了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如《观刈麦》、《采地黄者》、《重赋》、《杜陵叟》等写农夫的辛苦和赋税剥削的沉重；《宿紫阁山北村》、《卖炭翁》等。
写宦官的飞扬跋扈和宫市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轻肥》、《歌舞》、《红线毯》、《两朱阁》等揭露豪门贵族的穷奢极侈；《新丰折臂翁》、《缚戎人》、《城盐州》、《西凉伎》等反映边防问题和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涧底松》、《赢骏》、《悲哉行》、《谕友》等为门第限制下人才受压制而抱不平；《井底引银瓶》、《议婚》、《母别子》、《上阳白发人》等为礼教束缚下妇女的悲惨命运发出控诉；《伤友》、《和雉媒》、《天可度》等抨击世风衰败和人情浇薄；《海漫漫》、《梦仙》等讽刺迷信神仙的虚妄愚昧。这些作品都称得上心 苦力勤，直气凛然。在广泛反映现实的基础上，诗人对不合理的现象痛下针砭，如“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重赋》）；“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 （《红线毯》）；“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杜陵叟》），措辞激切，毫无顾忌，突破了儒家“温柔敦厚”诗教的框框。这在古代批评时政的诗歌中是十分突出的。
讽谕诗在表现形式上，多数采用直赋其事的方法。《卖炭翁》、《新丰折臂翁》、《缚戎人》、《井底引银瓶》等，叙事完整，情节生动，刻画人情物态细致传神，对发展中国叙事诗的传统有积极的贡献。另一部分讽谕诗则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以寄托作者的政治感慨，如《黑潭龙》写家家户户杀猪祭龙王，酒肉实际上喂了狐狸，而深居九重的龙王却什么也不知道，形象地描绘出皇帝耳目闭塞、官吏近侍贪污中饱和小民惨遭剥削的情况。《题海图屏风》则通过海中大鳌兴风作浪、鲸鲵助威肆虐，造成“万里无活鳞，百川多倒流”的 景象，为当时藩镇割据、联合叛唐的政治局面作了真实的写照。还有把鹤、鸟、松、竹等动植物拟人化，用以表现社会生活中的各类人物及其关系，如晚年所作《禽虫》十二章，就属于这类寓言诗。无论是直赋其事或寓言托物，一般都概括深广，取材典型，主题集中，形象鲜明，语言明白晓畅。一部分《新乐府》还采用了“三、七”言的句式，显示了诗人向民间通俗文艺学习的痕迹。
白居易的闲适诗多用于表现闲情逸致，抒写对归隐田园的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不少篇章还宣扬了省分知足、乐天安命的消极思想。但也有一些醒目的警句，如“作客诚已难，为臣尤不易”、“直道速我尤，诡遇非吾志”（《适意二首》）以及“况多刚狷性，难与世同尘。不唯非贵相，但恐出祸因”（《自题写直》）等等，仍从侧面反映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说明他追求闲适，只是无可奈何的自我解脱。闲适诗中也有一些描写自然景物和田园风光的佳作。如《观稼》、《归田三首》，写农村景象，质朴而清新。《游悟真寺诗一百三十韵》，以游记文的笔法依次记叙五日游山的经过，令人有身历其境之感。 唐代坎曼尔书白居易《卖炭翁》
白居易的感伤诗写一时感触，而往往有深沉的寄托。 其中如著名的叙事长诗《长恨歌》和《琵琶行》。《长恨歌》歌咏唐玄宗李隆基和贵妃杨玉环的婚姻爱情故事，情绪感伤，寄托深微。诗中既写“汉皇重色思倾国”，导致昏庸误国，讽意明显；更写“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感伤玄宗贵妃爱情真挚缠绵，流露出作者的同情。唐陈鸿说，白居易“深于诗，多于情”，创 作《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长恨歌传》）。《琵琶行》则有遭际 之感。这两首长诗叙事曲折，写情入微，加以绘声绘色的铺排描写，多方面的气氛烘托以及流转和谐的韵律声 调，艺术上达到很高成就。“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唐宣宗李忱《吊白居易》），正 说明这两首诗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所以清人赵翼指出， 白居易“即无全集，而二诗已自不朽”（《瓯北诗话》 卷四）。感伤诗中还有不少亲朋间酬赠的篇什，如《别 舍弟后月夜》、《江南遇天宝乐叟》、《画竹歌》、《醉 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等，也都写得情真意切，朴挚 动人。这类诗较多叹老嗟病、伤往悼亡的感伤色彩，如 “畏老老转迫，忧病病弥缚”，“朝哭心所爱，暮哭心 所亲”（《自觉》二首）等；厌苦尘世烦恼，力求加以 解脱，声称要“度脱生死轮”，“永洗烦恼尘”（同前）， 明显地打上佛家思想的烙印。
杂律诗在白居易诗作中数量最多。其中有价值的是 一些耐人寻味的抒情写景小诗，如《赋得古原草送别》、《钱塘湖春行》、《西湖留别》、《暮江吟》、《问刘 十九》等，都能以白描手法，寥寥几笔，勾画出生意盎然的境界，历来脍炙人口。而一部分铺陈故实、排比声 韵的长篇排律和杯酒光景、艳情风月的小碎篇章，颇为时人效尤，但多不足取。
白居易诗歌的基本风格是平易浅切，明畅通俗。平易，是指用寻常的话，写寻常的事，明白自然，人人能 够领略。所谓“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刘禹锡《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贶》），就是对于这种平易自然、浑成无迹的诗风的高度赞扬。平易的境界是不容易达到的。刘熙载《艺概》说：“常语 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赵翼《瓯北诗话》也认为“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指 出“坦易者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白诗的平易，又是同叙写情事的直切畅达联系在一起的，意到笔随，挥洒自如，“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侔”（王若虚《滹南诗话》），有很大的感染力。这样的平易，是提炼的结果。赵翼又说：“其笔快如并剪，锐如昆刀，无不达之隐，无稍晦之词；工夫又锻炼至洁，看是平易，其实精纯。”宋代僧人惠洪《冷斋夜话》记叙白居易作诗令老妪都解的传说，虽不必真有其事，而他的作品文字浅显，少用典故和古奥的词句，便于广大读者接受，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他还喜欢提炼民间俗语入诗，增添诗歌的神趣。《唐音癸签》引《阅耕余录》说：“白太傅诗：‘暑退衣服干，潮生船航活’，吴中以水涨船动为船活，采入诗中，便成佳句。”龚颐正《芥 隐笔记》也说：“诗中用而今、匹如、些些、耳冷、妒他、欺我、生憎、勿留、赢垂、温暾，皆乐天语。”
白居易诗歌的创作风格，后世颇有訾议。有人说他“俗”，说他“浅”，甚至说他“力□而气孱”（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这些批评看到了白居易的一部分作品矜耀富贵，吟弄风情，存在着格调低下的庸俗的一面；晚年“更作知足语，千篇一律”（《诗源辩体》引王世贞语），“其中颓唐俚俗十居六、七”（叶燮《原诗》）。在艺术上他也有相当数量的诗篇，意太详，语太露，缺少蕴藉含蓄的韵味和抑扬顿挫的气势。但他的成功之作，多能做到“言浅而思深，意微而词显”（薛雪《一瓢诗话》），在平易、切近的形式里蕴含深远的思想情趣，有力地显示着白诗通俗化、大众化的重要成就。 所以晚唐张为《诗人主客图》称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内容的深刻和风格的平易，使白居易的作品在社会上流传特别广。他在世时，他的诗歌已广泛传诵，“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元稹《元氏长庆集序》）。他与元稹两人唱和的所谓“元和体”，“自衣冠士子，闾阎下俚，至悉传讽之”（《旧唐书·元稹传》）。白居易的名声远播国外。当时有朝鲜商人来求索白诗，带回去卖给该国宰相，一篇值百金。日本僧人惠萼也在苏州南禅寺抄得一部白集带回国，后陆续有人抄回，至今日本保存有相
当于宋、元时的三种抄本各一卷，视为国宝。
白居易 - 宋代刻本《白氏文集》
白居易的诗歌对后世文学有巨大影响。晚唐的皮日休、聂夷中、陆龟蒙、罗隐、杜荀鹤，宋代的王禹□、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一直到清代的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受到白居易诗风的启示。此外，元、明、清历代剧作家有不少人取白居易作品的故事为题材编写戏曲，如《长恨歌》演变为白朴的《梧桐雨》、洪□的《长生殿》，《琵琶行》演变为马致远的《青衫泪》、蒋士铨的《四弦秋》等。白诗的词句，也有很多被宋、元、明话本所采用。
诗歌以外，白居易的文章写得也很有特色。他虽然不属于韩愈、柳宗元的文学团体，却以其创作的实践，推动了散文的革新。他的《策林》七十五篇纵论天下大事，有意识地追踪贾谊的《治安策》。其中有些篇章如《决壅蔽》、《使官吏清廉》、《去盗贼》等，不仅内容切实，见解精辟，而且引古鉴今，析理深透，语言明快，词气谠直，是议论文中的杰作。《为人上宰相书》和一系列论政事的奏状，条分缕析，劲直剀切，开启了北宋王安石上书言事的先声。《与元九书》洋洋洒洒，夹叙夹议，是唐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而象《草堂记》、《冷泉亭记》、《三游洞序》、《荔枝图序》等，写景状物，旨趣隽永，又是优美的杂记小品。白居易还积极参与了新兴文艺样式──曲子词的写作。他的《忆江南》、《浪淘沙》、《花非花》、《长相思》诸小令，为文人词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白居易 - 研究资料
白居易生前曾自编其集《白氏文集》（初名《白氏长庆集》），收诗文3800多篇，后散乱。现存最早的《白氏文集》是南宋绍兴刻本，收诗文3600多篇（羼入几十篇他人作品）。明马元调重刻本和日本那波道园1618年本与绍兴本基本相同。清初汪立名《白香山诗集》仅收诗。今人顾学颉以绍兴本为底本，参校各本而成《白居易集》及《外集》，附白氏传记、白集重要序跋和简要年谱。近人陈寅恪有《元白诗笺证稿》，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陈友琴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白居易卷》、日本花房英树《白居易研究》等，都是较重要的研究参考书籍。
白居易 - 个人影响
杜甫而后，白居易是唐代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处于安史之乱后各种矛盾冲突急剧发展的时期，也正是唐朝走向衰微的时期。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在白居易诗中得到了较全面的反映。今存白居易诗近三千首，数量之多在唐代诗人中首屈一指。他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治讽喻诗（大部分都在讽刺封建统治，表达心中的不满）；一是以《长恨歌》、《琵琶行》为代表的长篇叙事诗。前者把当时社会病态的症结所在，几乎全部呈露在他的笔底。后者则有着曲折离奇、自具首尾的细致的情节描写，和完整而鲜明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在语言和音调上又显得特别得流畅匀称，优美和谐。这是一种新型的诗，当时号称「千字律诗」，流传极广，正如宣宗李忱所说：「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著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
早年热心济世，强调诗歌的政治功能，并力求通俗，他的诗风格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可算是朴而近古，因此流传极广，对后代产生了深远影响。所作《新乐府》、《秦中吟》共六十首，确实做到了“唯歌生民病”、“句句必尽规”，与杜甫的“三吏”、“三别”同为著名的诗史。长篇叙事诗《长恨歌》、《瑟瑟行》等名篇则代表他艺术上的最高成就。
中年在官场中受了挫折，“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开”，但仍写了许多好诗，如：《忆江南》。也为百姓做过许多好事，至今杭州的西湖还留着纪念他的白堤。
晚年寄情山水，也写过一些小词。赠刘禹锡诗云： “古歌旧曲君休听， 听取新词《杨柳枝》”，可见他曾自度一些新词。其中《花非花》一首，颇具朦胧之美，后世词人如欧阳修、张先、杨慎，都极为赞赏。
白居易 - 评价
以说名动朝野，甚至妇孺皆知。大概因为他青少年时期的颠沛流离和以后的数次被贬，多为外官，经历极广，对社会有较深刻的了解，才使他得以成为千古不朽的大诗人。
白居易的诗，前面已讲到，自少年时代便写得很好。16岁时“野火春风”之句，已成为千古名句。最为出名，堪称中国古代诗歌杰作的叙事长诗《长恨歌》，是他35岁为周至县尉时作。该诗以民间流传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为题材，加以虚构，写得有声有色。生动动人，被评论家认为是唐代歌行体长诗中最好的一首，在我国诗歌史上占有突出地位。在这首诗里，他敢于批评唐玄宗的荒淫。至有“汉皇重色思倾国”、“从此君王不早朝”等语。后面描写两人之深情，既微有讽刺，又饱含哀怜。说及生离死别的情形，笔锋颇常感情。全诗从曲曲折折的故事中兴起层层波澜，感情充沛复杂，读之给人以极大的感染力。
他45岁时所作另一首歌行体长诗《琵琶行》，也是同样受到人们高度评价的诗。他被贬作江州司马后，在浔阳江头和友人话别，舟中离别酒筵上，感伤之中，忽听邻船有弹琵琶声，移船相邀，原来是一位年老色衰、独守空船的歌妓，也有无限愁绪，借琵琶寄托幽怨。白居易听了她的身世，不仅深为同情，而且因之想到自己的不幸，因而产生“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慨，便作了这首可与《长恨歌》媲美的长诗。前面叙歌妓的生平状况、可悲身世，后面以“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转而写己，最后云“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司马青衫”，因此也成典故。这首诗在艺术手法上，有很多优点，描写细致，音节和谐，尤其描写琵琶声音那一段，真是令人一唱三叹。而最重要的，还是感情的真挚。这两首长诗，是白居易留给后人的无价瑰宝。
白居易其他诗歌中，价值很高、为人称道的是前期所作的那些讽谕诗，尤以《秦中吟》和《新乐府》出名。刚步入仕途的白居易，反映民生疾苦，为正义而大声呼喊，“不识时忌讳”的勇气是非常令人钦佩的。《秦中吟》10首，首首如利剑，《重赋》谴责官府进奉羡余物，残酷盘削百姓，“夺我身上绫，买尔眼前恩。”《轻肥》写权贵赴宴会的气概和酒食的丰美，最后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歌舞》写公卿们日中乐饮、夜半歌舞的享乐生活，结句是“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买花》写长安城中有钱人竞买牡丹、以豪奢相夸耀，最后说：“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议婚》同情贫家女难以出嫁，《伤友》慨叹苦节之土的凄惨生活，《伤宅》讽刺豪门大兴建筑，“一堂费百万”。《不致仕》嘲讽八九十岁不肯退休的贪权者。《立婢》 对不为好官立碑而虚伪地为某些人歌功颂德表示不满。《五弦》对当时不少人不懂传统文化而表示惋惜。可知全是批判、鞭挞和发牢骚者，是对德宗贞元到宪宗元和初黑暗政治的有力揭露，刺疼了统治阶级，难怪“闻《秦中吟》则权豪遗近者相目而变色矣。”白居易对自己的《秦中吟》也甚为自负，在编其诗集15卷完成后题的一首诗里说：“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新乐府》是与《秦中吟》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写出来的，是白氏讽谕诗中重要的另一组诗，共50首，写的是高祖武德至元和之间的事，时间跨度较《秦中吟》大，内容也更广泛。白氏在《寄唐生》诗中说他的乐府诗：“我亦君之徒，郁郁何所为。不能发声哭.转作乐府诗。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功高虞人箴，痛甚骚人辞。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推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可以说是他写《新乐府》的宣言和对《新乐府》的最好说明。被人们广为传诵的著名之作《卖炭翁》、《杜陵叟》、《缭绫》、《新丰折臂翁》等，即为《新乐府》中篇章。每首诗都有明确而强烈的中心思想，即序中所明言的“苦宫市也”、“伤农夫之困也”、“贪女工之劳也”、“戒边功也”、“忧蚕桑之费也”、“念寒隽也？？也”等，鞭挞、讽刺，辞激情真，毫不留情，乃至大声疾呼。这些诗篇爱憎分明，除讽刺外，也有歌颂。这些诗篇，充分说明了白居易反对什么，赞美什么，是作者心迹的真实表露。他在《新乐府序》中明确宣布，这些诗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其事核而实”，宣称自己写的都是真实事件，更表现了一个中青年诗人扶正疾邪的战斗精神。在诗风上，继承了《诗经》、乐府古诗和杜甫歌行的优良传统，又采用了当时民歌的自由句法，形成了自己带有创造性的风格。
总之，白居易的《秦中吟》和《新乐府》，是他全部诗歌中最富战斗力的作品，连同《长恨歌》、《琵琶行》，是白居易诗歌中最优秀的部分，也是中国古代诗歌中最可宝贵的部分。
白居易将自己的诗歌分为四类，讽谕诗之外，还有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也大都写得很好。总的来说，前期诗歌较后期诗歌更有价值。因为世途险恶，他后来的诗作再也没有了中青年时期的锋芒，是十分令人惋惜的。
白居易 - 作品集
《花非花》
《忆江南》
《长恨歌》
《瑟瑟行》
《新乐府》
《秦中吟》
白居易 - 白居易墓
白园（白居易墓）因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安葬于此而得名。
白园坐落在洛阳市城南13公里处的龙门东山的琵琶峰上，是一座依山傍水、秀色宜人的小巧园地，白园占地40亩。这里东西两山对峙。 白园包括龙门桥东头整个琵琶峰，占地44亩，分为青谷、墓体、诗廊三区，系根据诗人性格、唐代风采和得体于自然的原则设计建造的纪念性园林建筑。迎门为青谷区，丛竹夹道，悬瀑飞洒，荷池送爽，乐天堂、听伊亭、松风亭等仿唐建筑引人入胜。乐天堂内有白居易塑像。园中间为墓体区，有墓冢、24吨重的自然石卧碑、乌头门、登道、碑楼。整个墓区翠柏葱郁，奇花飘香。诗廊区在墓北山腰，陈列有当代书画家书写描绘的白诗碑刻和诗意瓷砖壁画。
白居易墓概况
伊河由南向北穿山而过，一桥飞架东西；宛若一道七色彩虹。依山势建有松风亭、白亭、翠樾亭、道时书屋、乐天堂等富有唐代风格的亭阁，古风遗韵，游人至此，雅兴顿生。从龙门桥过伊河，左侧即是白园的大门。进门直行，但见路转峰回，林木森森；山泉叮咚，池水清碧。幽雅至极。漫步石级而上，山腰有亭，名曰“听伊”，此亭系白居易晚年与其好友元稹、刘禹锡等对奕、饮酒、品茗、论诗之处。香山寺北侧的琵琶峰上，是唐朝大诗人白居易的墓园，称为白园，这位诗人曾以居士情结与如满和尚等人结为“香山九老”唱酬于香山寺的堂上林下，晨烟夕蔼，会昌六年，终老于河南履道里，如今，白园已成为各界来宾凭吊这一历史文化名人的最佳场所。
▲ 苏轼生平思想总结 ▼
李白(701—762)，字太白，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附近)，先世在隋末因罪徒居中亚。他诞生于中亚的碎叶(今苏联托克马克)，五岁时随父迁居四川彰明县的青莲乡，因自号青莲居士。他的家庭可能是个富商，幼年所受的教育，除儒家经籍外，还有六甲和百家等；他的生活情趣和才能也是多样的，他不仅是一个“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的青年作家，同时还是一个“十五游神仙”、“十五好剑术”的少年游侠和羽客，传说他曾经为打抱不平而“手刃数人”。二十岁以后，他开始在蜀中漫游，曾登峨眉、青城诸名山。这些生活经历，对李白豪放的性格和诗风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但也造成他的思想的复杂性。
开元十四年，李白二十六岁，为了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他“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开始了一个新的漫游而兼求仕的时期。他浮洞庭，历襄汉，上庐山，东至金陵、扬州，复折回湖北，以安陆为中心，又先后北游洛阳、龙门、嵩山、太原，东游齐鲁，登泰山，南游安徽、江苏、浙江等地，游踪所及，几半中国。李白的漫游有恣情快意的一面，但也有他的政治目的。他没有也不屑于参加科举考试，因为这和他的“不屈己，不干人”的性格以及“一鸣惊人，一飞冲天”的宏愿都不相符合。因此，在漫游中，他有时采取类似纵横家游说的方式，希望凭自己的文章才华得到知名人物的推毂，如向朝朝宗诸人上书；有时则又沿着当时已成风气的那条“终南捷径”，希望通过隐居学道来树立声誉，直上青云，如他先后和元丹丘、孔巢父、道士吴筠等隐居嵩山、徂徕山和剡中。他尝自言“隐不绝俗”，说穿了也就是隐居以求仕。
天宝元年，李白四十二岁，终因吴筠的推荐，唐玄宗下诏征赴长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诗人的喜悦是可以理解的。李白初到长安，太子宾客贺知章一见叹为“谪仙人”，声名益振。玄宗召见时，也“降辇步迎，如见园绮”。但实际上玄宗所赏识的只是李白的才华，把他看作点缀升平和宫廷生活的御用文人，因命供奉翰林。这不能不使李白感到他的政治理想的破灭。同时，他那蔑视帝王权贵的傲岸作风，如他自己说的“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又招致了权臣们的谗毁，也使他感到长安不可以久留。在度过一段狂放纵酒的生活之后，他上书请还。“五噫出西京”，他的心情是沉重的。三年的翰林供奉，使天真的诗人李白初步认识到统治集团的腐朽和现实政治的黑暗，开始写出一些抒发愤懑，抨击现实的诗篇。
“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园。”天宝三载春，李白离开长安后，再度开始了他的漫游生活。在洛阳他遇见了杜甫，在汴州又遇见高适，这三位诗人便一同畅游梁园(开封)、济南等地。李白和杜甫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杜甫《与李十二同寻范十隐居》)天宝四载秋，李白和杜甫分手后，又南游江浙，北涉燕赵，往来齐鲁间，但以游梁宋为最久。这时期李白的`生活是窘困的：“归来无产业，生事如飘蓬”，心情也很悲愤：“摧残槛中虎，羁拽鞲上鹰”，但始终没有丧失他的乐观和自信，也没有放弃他的政治理想，他相信自己“才力犹可倚，不惭世上英”。随着天宝年间政治的日益黑暗，他揭露现实的作品愈来愈多，反抗精神也愈来愈强烈，成为他这一时期创作的显著特色。
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由宣城避地剡中，不久即隐居于庐山屏风叠，密切地注视着事件的发展。次年冬，永王李粼以抗敌平乱为号召，由江陵率师东下，过庐山时，坚请李白参加幕府，李白出于一片爱国热情便接受了他的邀请。不料李粼暗怀和他的哥哥唐肃宗(李亨)争夺帝位的野心，不久即被消灭，李白也因而获罪，下浔阳狱。出狱后，又被判处长流夜郎(今贵州桐梓一带)。李白这时已五十八岁，在“世人皆欲杀”的残酷迫害下，经常爽朗大笑的诗人有时也不得不发出无声的垂泣：“平生不下泪，于此泣无穷。”(《江夏别宋之悌》)乾元二年(759)，李白西行至巫山，因遇大赦，得放还。他经江夏、岳阳、浔阳至金陵，往来于金陵、宣城间。上元二年(761)，李白六十一岁，闻李光弼率大军征讨史朝义，他由当涂北上，请缨杀敌，但行至金陵，因病折回，所以他说“天夺壮士心，长吁别吴京”。次年，宝应元年，李白病死在他的族叔当涂令李阳冰家。初葬采石矶，后人遵诗人遗志，改葬青山。和杜甫一样，在安史之乱期间，李白诗歌的特征，也是爱国主义精神。
李白的一生是复杂的。作为一个天才诗人，他还兼有游侠、刺客、隐士、道人、策士、酒徒等类人的气质或行径。这和他的思想的复杂性是分不开的。一方面他接受了儒家“兼善天下”的思想，要求“济苍生”、“安社稷”、“安黎元”，并且认为“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接受了道家特别是庄子那种遗世独立的思想，追求绝对自由，蔑视世间一切，有时他甚至把庄子抬高到屈原之上：“投汨笑古人，临濠得天和。”与此同时，他还深受游侠思想的影响。所谓“以武犯禁”、“不爱其躯”、“羞伐其德”这种游侠精神，在李白身上也是存在的。所以他又敢于蔑视封建秩序，敢于打破传统偶像，轻尧舜，笑孔丘，平交诸侯，长揖万乘。儒家思想和道家、游侠本不相容，陈子昂就曾经慨叹于“儒道两相妨”，但李白却把这三者结合起来了。这就是他在诗文中再三重复着的“功成身退”。这是支配他一生的主导思想。所以他非常钦幕范蠡、鲁仲连、张良等历史人物。主观上的结合并不等于事实，在黑暗的现实面前，李白这种人生理想始终未能实现。但他又始终在追求，矛盾、冲突、以及遭受打击后的愤懑、狂放等便都产生了。龚自珍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最录李白集》)这对于我们理解李白思想的矛盾复杂性质是很有启发的。当然，李白的思想也有庸俗、消极的一面，如人生如梦、及时行乐等，这在他的生活和创作中都有所反映。
▲ 苏轼生平思想总结 ▼
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经过潜心研究，朝鲜学者金国平和吴志良终于从朝鲜人李星龄所著的《春坡堂日月录》中找到了一条明确记载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受“重伤”的珍贵史料。据该书记载，朝鲜译官韩瑗随使团来明时，碰巧与袁崇焕相见，袁很喜欢他，宁远之战时曾把他带在身边，于是韩瑗得以亲眼目击这次战役的全过程。宁远战事结束后，袁崇焕曾经派遣使臣带着礼物前往后金营寨向努尔哈赤“致歉”(实为冷言讥讽)，说“老将(按：指努尔哈赤)横行天下久矣，今日见败于小子(按：指袁崇焕)，岂其数耶!”努尔哈赤“先已重伤”，这时备好礼物和名马回谢，请求约定再战的日期，最后终于“因懑恚而毙”。这条史料明确记载努尔哈赤是在宁远之战中受了“重伤”，并由于宁远兵败，精神上也受到很大的创伤，整日悒悒不自得。在肉体和精神受到双重创伤的情况下，这位沙场老将终于郁郁而终。1626年一月努尔哈赤发起宁远之战，明朝守将袁崇焕以葡萄牙制的红夷大炮击败之，兵退盛京(沈阳)。同年四月，努尔哈赤又亲率大军，征蒙古喀尔喀，“进略西拉木轮，获其牲畜”。五月，明将毛文龙进攻鞍山，努尔哈赤回师盛京。七月中旬，努尔哈赤身患毒疽，七月廿三往清河汤泉疗养，八月初七，大渐，十一日，乘船顺太子河而下，病死于叆(ài)福陵隆恩门鸡堡(今沈阳市于洪区翟家乡大挨金堡村)，终年六十八岁。努尔哈赤葬于沈阳福陵(今沈阳东陵)，庙号“太祖”。
愤懑致死
正在人们对努尔哈赤之死不再提出异议时，清史专家李鸿彬在《满族崛起与清帝国建立》一书中，却对努尔哈赤炮伤而死论者的关键证据《春坡堂日月录》提出了质疑。
疑点一：既然朝鲜译官韩瑗都知道努尔哈赤“先已重伤”，那么守卫宁远的最高统帅袁崇焕就应更加清楚，何况袁崇焕还曾派遣使臣前往后金营中察看过呢。如果努尔哈赤确实身负“重伤”，这当然是袁崇焕的特大功劳，也是明军的重大胜利，不仅袁崇焕本人，而且朝廷上下、文武百官都将对此事大书特书，以便激励军民的士气。但是，无论是袁崇焕本人报告宁远大捷的折奏，还是朝廷表彰袁崇焕的圣旨抑或朝臣祝贺袁崇焕宁远大捷的奏疏，其中都只字不提努尔哈赤受伤之事，显然是后人附会之说。
▲ 苏轼生平思想总结 ▼
元白友谊
元稹与白居易诗歌理论观点相近，共同提倡新乐府，结成了莫逆之交，世人将他们并称为“元白”。两人之间经常有诗歌唱和，即使两人分处异地，也经常有书信往来，并发明了“邮筒传诗”。一次，元稹出使到东川，白居易与好友李建同游慈恩寺，席间想念元稹，就写下了《同李十一醉忆元九》：“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筹。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当日到梁州。”而此时正在梁州的元稹也在思念白居易，他在同一天晚上写了一首《梁州梦》：“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院游。亭吏呼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梁州。”
后来两人都先后遭贬，分别被放置外地做官。于是他们经常联络，互相鼓励和慰藉。如白居易所说的那样，两人终其一生都是友情极其深厚的“文友诗敌”。白居易有诗写道：“君写我诗盈寺壁，我题君句满屏风；与君相遇知何处，两叶浮萍大海中。”“所得惟元君，乃知定交难。”并说他们之间的友谊是“一为同心友，三及芳岁阑。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衡门相逢迎，不具带与冠。春风日高睡，秋月夜深看。不为同登科，不为同署官。所合在方寸，心源无异端”。而元稹对白居易关心，更凝结成了千古名篇《闻乐天授江州司马》。
与崔莺莺
元稹的原配夫人是韦丛。娶韦氏之前曾与一女子颇有私情，此女便是崔莺莺。关于崔莺莺，描写较多的乃是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又叫《会真记》）。
唐贞元十五年（799年），元稹到蒲州（今山西永济市）任职，与其母系远亲崔姓之少女名“双文”者（即《莺莺传》中的崔莺莺）恋爱。崔莺莺才貌双全，而且家中富有，但毕竟没有权势，这与元稹理想中的婚姻存在很大距离。根据唐代的举士制度，士之及第者还需要经过吏部考试才能正式任命官职，所以元稹于贞元十六年（800年）再赴京应试。元稹自从赴京应试以后，以其文才卓著，被新任京兆尹韦夏卿所赏识，且与韦门子弟交游，从而得知韦夏卿之女韦丛尚未许配与人，于是意识到这是一个走门路、攀高枝的绝好机会。贞元十九年（803年），元稹与白居易同登书判拨萃科，进入秘书省任校书郎。求官心切的元稹考虑到崔莺莺虽然才貌双全，但对他的仕途进取没有多大帮助，所以权衡得失，最后还是弃莺莺而娶了韦丛。
也许是受良心的谴责，也许是对初恋情人崔莺莺的难以忘怀，所以很多年以后，元稹以自己的初恋为原型，创作了传奇小说《莺莺传》。《莺莺传》里的张生其实就是元稹自己当年与崔莺莺的故事，张生为元稹自寓。
-
工作计划之家优质收藏:
- 入党思想汇报800篇 | 浣溪沙苏轼课件 | 水调歌头苏轼原文 | 发展对象思想汇报4篇 | 苏轼生平思想总结 | 苏轼生平思想总结
与薛校书
元稹和唐代才女薛涛的爱情故事是中唐文艺界最出名的爱情故事之一。薛涛是唐代女诗人，人称““女校书””。她制作的“薛涛笺”一直流传到今。她才貌过人，不但聪慧工诗，而且富有政治头脑。
唐元和四年（809年）三月，当时正如日中天的诗人元稹，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奉命出使地方。他久闻蜀中诗人薛涛的芳名，所以到蜀地后，特地约她在梓州相见。与元稹一见面，薛涛就被这位年仅三十一岁的年轻诗人俊朗的外貌和出色的才情所吸引。两人议诗论政，情谊渐深。在薛涛的支持下，元稹参劾为富不仁的东川节度使严砺，由此得罪权贵，调离四川任职洛阳。从此两人劳燕分飞，关山永隔。
分别已不可避免，薛涛十分无奈。令她欣慰的是，很快她就收到了元稹寄来的书信，同样寄托着一份深情。此时能够寄托她相思之情的，唯有一首首诗了。薛涛迷上了写诗的信笺。她喜欢写四言绝句，律诗也常常只写八句，因此经常嫌平时写诗的纸幅太大。于是她对当地造纸的工艺加以改造，将纸染成桃红色，裁成精巧窄笺，特别适合书写情书，人称薛涛笺。才子多情也花心，但薛涛对他的思念还是刻骨铭心。她朝思暮想，满怀的幽怨与渴盼，汇聚成了流传千古的名诗《春望词》。
元稹当时三十一岁，正是男人的风华岁月，而薛涛即便风韵绰约，毕竟大了十一岁，两人年龄悬殊。另外薛涛乐籍出身，相当于一个风尘女子，对元稹的仕途只有负作用，没有正能量。对于这些，薛涛也能想明白，并不后悔，很坦然，没有一般小女子那种一失恋便寻死觅活的做派。于是薛涛从此她脱下了极为喜爱的红裙，换上了一袭灰色的道袍，她的人生从炽烈走向了淡然。
与刘采春
刘采春是当时“参军戏”中红极一时的女主角，嫁给周季崇后，她与周家兄弟一起组成了“家庭戏曲班”。有段时间这个戏曲班从江苏淮安来到绍兴演出。几场演出下来，绍兴城已是万人空巷。
当时元稹任越州（今绍兴）刺史、浙东观察使，正赶上刘采春的演出，这个绍兴城的最高长官元稹坐不住了，在观看了刘采春的一次表演后，他立刻成为刘采春的粉丝，并且写了篇声情并茂的评论文章，极尽捧角之能事，这篇文章立马拉近了二人之间的距离。这段情事在唐代人范摅的《云溪友议》一书中做了记载：“有俳优周季南、季崇，及妻刘采春自淮甸而来，善弄陆参军，歌声彻云。篇咏虽不及（薛）涛，而华容莫之比也。”元稹也毫不掩饰自己对刘采春美貌的倾心，他自己也承认“诗才虽不如涛，但容貌佚丽，非涛所能比也”。于是两人一拍即合。元稹还把这场情事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他留滞浙江七年，两个人来往时间长达七年之久。一次因酒兴大发，题诗道：“因循未归得，不是恋鲈鱼。”同僚一个叫卢简求的看到该诗，开玩笑说：“丞相虽不为鲈鱼，为好镜湖春色耳！”可见元稹与刘采春二人当时的关系众人皆知。
元稹有个癖好，喜欢为他钦慕的女人写诗。当年他和薛涛热恋时，写了一首《寄赠薛涛》，后来与刘采春恋爱时，又写了一首《赠刘采春》诗：“新妆巧样画双蛾，谩里常州透额罗。正面偷匀光滑笏，缓行轻踏破纹波。言辞雅措风流足，举止低回秀媚多。更有恼人肠断处，选词能唱望夫歌。”这位四处留情的文人，不经意间为后人留下一些不入正史的资料。
刘采春与元稹的绯闻虽然流传甚广，可这段感情也是无疾而终，原因很简单，元稹已经习惯了喜新厌旧，刘采春与薛涛一样，身份低贱，与元稹门不当，户不对。
▲ 苏轼生平思想总结 ▼
民国七年（1918年）5月，以鲁迅为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载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
民国九年（1920年），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授中国小说史，6月，读《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盛赞译者。9月，发表小说《风波》。
民国十二年（1923年），8月，小说集《呐喊》出版；与弟弟周作人分居，迁至西四塔胡同61号居住，分居原因不明。12月，作《娜拉走后怎样》演讲，兼任女师大，世界语学校教师；《中国小说史略》上册出版。
民国十三年（1924年），7月，赴西安讲《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8月返京。11月，《语丝》周刊出版，鲁迅在首期发表《论雷峰塔的倒掉》，自此鲁迅成为《语丝》作家群的主将之一。
▲ 苏轼生平思想总结 ▼
光绪七年（1881年）9月25日（夏历辛巳年八月初三），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新台门周家。幼名阿张，长根，长庚，学名周樟寿。
光绪十八年（1892年），入三味书屋从寿镜吾读书，课余影描图画。与章闰水建立友谊。
光绪十九年（1893年），祖父周介孚因事下狱，父周伯宜又抱重病，家产中落，全家避难于乡下。每每为父亲出入于质铺及药店，遭人冷眼。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鲁迅父亲去世。家境益艰。于本年开始写日记。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鲁迅家族开会分房，分给鲁迅的既差且小，鲁迅拒绝签字遭到叔辈们斥责，倍感世态炎凉。
▲ 苏轼生平思想总结 ▼
元稹(779—831)，字微之，河南(今河南省洛阳一带)人。幼年丧父，家境比较贫困。十五岁参加科举考试，明经及第。唐宪宗元和初，应制策第一，任左拾遗，历监察御史等职。曾因劾奏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等人的不法行为，得罪权贵，被贬为江陵士曹参军。他遭到这次打击后，转与宦官和权贵妥协，并通过宦官崔潭峻等人的推荐，得到穆宗李恒的重用，一度出任宰相。不久，调任同州刺史。文宗太和时，任武昌军节度使，死于任上，年五十三。
元稹和白居易是好朋友，他们都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他的文学主张与白居易相近，提倡杜甫“即事名篇，无复倚傍”的精神，推动了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他写过一些《乐府古题》和《新题乐府》，借用乐府的体裁，自出新意，借以“讽当时之事，以贻后代之人”。他还写过不少古诗和律诗，其中也有讽刺现实的，称作“古讽”、“律讽”。此外，他也还写过不少古今体艳诗和悼亡诗，言浅情深，在艺术上有较高的成就。他的诗在当时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元白”。
元稹的诗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生疾苦，揭露了上层统治阶级的荒淫、腐朽，但深度、广度都不及白居易。诗的风格与白居易相近，都有语浅情深的特点。
半欲天明半未明，
醉闻花气睡闻莺，
猧儿撼起钟声动，
这是一首怀念往昔情人的七言绝句。
一个春日的拂晓，天色朦胧，将明未明，作者在醉乡中闻着花气和黄莺的叫声，心情安闲恬静，忽然一只小狗跳过，碰撞起钟声，于是勾起了他二十年前在寺庙里的一段回忆。
这二十年前的情事是怎样的呢?诗里没有明说，但我们从诗人所写的一篇小说中却略知大概。
如大家所知，诗人曾写过一篇著名的传奇小说《会真记》，写的是张生和崔莺莺恋爱的故事。崔莺莺是一个美丽、温柔、多情的'女子，张生很爱她，但终于因她出身卑微，不利于自己图取功名富贵，而将她抛弃了。其实，这也就是诗人的一篇自传性的小说，而《春晓》一诗就是这篇小说的张本，张生就是诗人自己。
诗人抛弃原来的恋人后，不久就另外和一位名门望族的小姐韦丛结了婚。可见他是一个负心汉。但另一方面，他对原来的恋人又念念不忘，很怀念她，对自己的薄幸，深感内疚。“二十年前晓寺情”，在往事的回忆中，他的心情又不安起来了。
这首诗写得是婉曲回环。首句连用两个“半”字，描写春天拂晓时若明未明的朦胧景色;第二句以“醉闻花气睡闻莺”，极写环境的优美、恬静，以暗衬作者此时心情的安闲舒适;第三句“猧儿撼起钟声动”
作一转折，顿生波澜，勾起了诗人二十年前往事的回忆，这句转得极妙，诗中的波澜起伏全是句中那只小狗撼起的钟声所引起的。一首仅四句的短诗，能写得如此波澜起伏，足见诗人的艺术功力。
元稹很擅长写古今体艳诗，他的这类诗语浅情深，很能吸引人。《春晓》一诗，尤引人注目。科学院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还特别指出：“这诗是《会真记》的张本，值得在文学史上着重提出的。”
▲ 苏轼生平思想总结 ▼
贾谊:"陈涉瓮牖绳枢之子，甿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也。蹑足行伍之间，俯仰仟佰之中，○索隐仟佰谓千人百人之长也，音千百。汉书作"阡陌"，如淳云"时皆僻屈在阡陌之中"。陌音貊。率罢散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会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扬雄:"或问陈胜吴广，曰:'乱。'曰:'不若是则秦不亡。'曰:'亡秦乎?恐秦未亡而先亡矣。'"
张纮:"天子之贵，四海之富，谁不欲焉?义不可，势不得耳。陈胜、项籍、王莽、公孙述之徒，皆南面称孤，莫之能济。"
李轨:"轻用其身，而要乎非命之运，不足为福先，适足以为祸始。"
赵蕤:"陈胜偏袒唱於前，刘季提剑兴於后，虎啸龙睇，遂亡秦族。夫刘、陈诸杰，布衣也，无吴、楚之势、立锥之地，然而驱白徒之众，得与天子争衡者，百姓思乱、无诸侯勤王之可惮也。"
司马贞:"天下匈匈，海内乏主，掎鹿争捷，瞻乌爰处。陈胜首事，厥号张楚。鬼怪是凭，鸿鹄自许。葛婴东下，周文西拒。始亲朱房，又任胡武。伙颐见杀，腹心不与。庄贾何人，反噬城父!"
何去非:"方陈胜之首事，而天下豪杰争西向而诛秦也。盖振臂一呼而带甲者百万，举麾一号而下城者数十。又类皆山林倔起之匹夫，其存亡胜败之机取决于一战，其锋至锐也。"
洪迈:"陈胜出于戍卒，一旦奋发不顾，海内豪杰之上，乃始云合响应，并起而诛之。数月之间，一战失利，不幸陨命于御者之手，身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项氏之起江东，亦矫称陈王之令而度江。秦之社稷为墟，谁之力也?且其称王之初，万事草创，能从陈余之言，迎孔子之孙鲋为博士，至尊为太师，所与谋议，皆非庸人崛起者可及，此某志岂小小者哉!汉高帝为之置守冢于砀，血食二百年乃绝。子云指以为乱，何邪?若乃杀吴广，诛故人，寡恩忘旧，无帝王之度，此其所以败也。"
刘克庄:"辛苦佣耕久，饥寒谪戌馀。竟令秦失鹿，首为汉驱鱼。"
周恩来:"夫陈涉以迁徒之徒，无才无德，渔阳一呼，卒移秦祚。使刘邦得以成功者，又未使非涉之力也。假使陈涉胜不骄，仍以昔之爱民者爱之，则中原逐鹿，又多一劲敌，汉之为汉，未可知也。又何止成一草莽之英雄也哉!呜呼!亡秦者始皇也，非陈涉也。陈涉以是而亡秦，转以是而自亡之。前车之鉴，始皇不能鉴于六国，而陈涉复踵其后以亡，毋亦大可悲耶!后之人览之不能自鉴，毋亦与陈涉生一同情之感也，悲夫!"
▲ 苏轼生平思想总结 ▼
从《望岳》、《山行》。《绝句》等作品中认识到了诗人杜甫，了解他的忧国忧民的情怀和报国无门的苦闷。下面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杜甫的生平事迹和他的思想追求。
杜甫(712—770)，祖籍襄阳，出生于巩县(在今河南省)，唐朝伟大诗人。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六月至乾元二年(759)秋，任华州司功参军。杜甫原在朝中任左拾遗，因直言进谏，触怒权贵，被贬到华州(今华县)，负责祭祀、礼乐、学校、选举、医筮、考课等事。与“诗仙”李白并称“大李杜”。
到华州后，杜甫心情十分苦闷和烦恼。他常游西溪畔的郑县亭子(在今杏林镇老官台附近)，以排忧遣闷。他在《题郑县亭子》、《早秋苦热堆案相仍》、《独立》和《瘦马行》等诗中，抒发了对仕途失意、世态炎凉、奸佞进谗的感叹和愤懑。
尽管个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却无时无刻不忧国忧民。时值安史之乱，他注视着时局的发展，在此期间写了两篇文章：《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冠形势图状》和《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为剿灭安史叛军献策，考虑如何减轻人民的负担。当讨伐叛军的劲旅——镇西北庭节度使李嗣业的兵马路过华州时，他写了《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的诗，表达了爱国的热情。
乾元元年(758)年底，杜甫暂离华州，到洛阳、偃师(均在今河南省)探亲。第二年三月，唐军与安史叛军的邺城(今河南安阳)之战爆发，唐军大败。杜甫从洛阳返回华州的途中，见到战乱给百姓带来的无穷灾难和人民忍辱负重参军参战的爱国行为，感慨万千，便奋笔创作了不朽的史诗——“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并在回华州后，将其修订脱稿。
乾元二年(759)夏天，华州及关中大旱，杜甫写下《夏日叹》、《夏夜叹》，忧时伤乱，咏叹国难民苦。
这年立秋后，杜甫因对污浊的时政痛心疾首，而放弃了华州司功参军的职务，西去秦州(今甘肃省天水一带)。
杜甫在华州司功任内，共作诗30多首。
杜甫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称为“老杜”。杜甫与杜牧是远房宗亲，同为晋朝灭孙吴的大将杜预之后裔(杜甫为杜预二十世孙)。因其诗风沉郁顿挫，忧国忧民，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虽然杜甫在当朝不为世人所知，但经过后世的研究，他的作品最终对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约1500首诗歌被保留了下来，作品集为《杜工部集》。他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人称为“诗圣”。
他的思想核心是儒家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批评和揭露。三十五岁以前读书与游历。天宝年间到长安，仕进无门，困顿了十年，才获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职。安史之乱(安禄山与史思明)爆发后，他流亡颠沛，竟被叛军所俘;脱险后，授官左拾遗。乾元二年(759)，他弃官西行，最后到四川，定居成都一度在剑南节度使严武幕中任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又有杜工部之称。晚年举家东迁，途中留滞夔(kuí)州二年，出峡。漂泊鄂、湘一带，贫病而卒。
杜甫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世界文化名人。经历了唐代的由盛到衰的过程。因此，与诗仙李白相比，杜甫更多的是对国家的忧虑及对老百姓的困难生活的同情。杜甫曾任左拾遗、检校工部员外郎，因此后世称其杜工部。
他的诗词以古体、律诗见长，风格多样，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的作品风格，而以沉郁为主。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他的诗反映当时社会矛盾和人民疾苦，因而被誉为“诗史”。杜甫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杜甫一生写诗一千五百多首，其中很多是传颂千古的名篇，比如“三吏”和“三别”，并有《杜工部集》传世;其中“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和《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和《垂老别》。杜甫的诗篇流传数量是唐诗里最多最广泛的，是唐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对后世影响深远。
杜甫与杜牧是远房宗亲，同为晋朝灭孙吴的大将杜预之后裔(杜甫为杜预二十世孙)。杜甫的远祖为晋代功名显赫的杜预。曾祖父杜依艺曾任巩令一职。祖父是初唐诗人杜审言官至膳部员外郎且有自己的自传。父亲杜闲有奉天令一职。青年时期，杜甫曾游历过今江苏、浙江、河北、山东一带，并两次会见李白，两人结下深厚的友谊。
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创造性，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炼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有《杜工部集》传世。
杜甫生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是著名诗人杜审言之孙。7岁学诗， 15岁扬名，一生不得志，只做过一些左拾遗等小官，虽然被后世称为“诗圣”，诗歌被称为“诗史”，可在唐朝当时并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有一首《戏为六绝句(其二)》就是写“初唐四杰”的：“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其中不乏也有诗人的自比，杜甫的经历和诗歌创作主要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一、读书和漫游时期(三十五岁以前) 所谓“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
开元十九年(时二十岁)开始漫游吴越，5年之后归洛阳应举，不第，之后杜甫再漫游齐赵。之后在洛阳遇李白，两人相见恨晚，结下了深厚友谊，继而又遇高适，三人同游梁、宋(今开封、商丘)，后来李杜又到齐州，分手后又遇于东鲁，再次分别，这便是“诗仙”与“诗圣”的最后一次相见。
这一时期，杜甫先在长安应试，落第。当朝宰相李林甫为了达到权倾朝野的目的，竟然向唐玄宗说无人中举。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最后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主要是看守兵甲仗器，库府锁匙的小官)的职位。这期间他写了《兵车行》、《丽人行》等批评时政、讽刺权贵的诗篇。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尤为著名，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玄宗在751年正月8到10日接连举行了三个盛典。杜甫借此机会写成了三篇《大礼赋》，玄宗使待制集贤院，但并未得重用。
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独自去投肃宗，中途为安史叛军俘获，押到长安。他面对混乱的长安，听到官军一再败退的消息，写成《月夜》、《春望》、《哀江头》等诗。后来他潜逃到凤翔行在，做左拾遗。由于忠言直谏，上书为宰相房琯事被贬华州司功参军(房琯善慷慨陈词，为典型的知识分子，但不切实际，与叛军战，采用春秋阵法，结果大败，肃宗问罪。杜甫始为左拾遗，上书言房琯无罪，肃宗怒，欲问罪，幸得脱)。其后，他用诗的形式把他的见闻真实地记录下来，成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别”。
随着九节度官军在相州大败和关辅饥荒，杜甫弃官，携家随人民逃难，经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严武入朝，蜀中军阀作乱，他漂流到梓州、阆州。后严武为剑南节度使摄成都，杜甫投往严武处，严武死，他再度飘泊，在夔州住两年，继又漂流到湖北、湖南一带，病死在湘江上。这时期，其作品有《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高》、《登岳阳楼》等大量名作。其中最为著名的诗句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而《登高》中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更是千古绝唱。
多少年来，杜甫给后人留下的最大疑惑是他的死因。
文学、史学界针对杜甫的死因提出了五种死因，而且各执一词，发人深思。
翻阅莫砺锋、童强著《杜甫传》，关于杜甫的死，书中是这样写的：“冬天到了，诗人病倒了。病倒在行往岳阳的舟中。……一颗巨星就在这无限的孤独、寂寞中陨落了。”(天津人民出版社1月版，第316页)。
此说最早出自于假冒唐朝李观的名义写的《杜拾遗补遗》。这种说 法自提出后，后来历朝历代的学者对此说进行批驳，并明确指出此段文字中的“硬伤”，唐玄宗死于宝应元年，也就是公元762年，怎么能又在770年赐死子美杜甫呢?
此说源于伪托唐朝韩愈名义撰的《题杜子美坟》提出“三贤(指屈原、李白、杜甫)同归一水”的说法。三人怀沙自沉，这显然是一种没有丝毫根据的想象。
提出此说的是现代著名学者郭沫若，郭沫若的这种说法同样具有猜测性，几乎没有文献作为依据纯属于个人的文学创作。
此说较为可信。杜甫的死和饥饿有着斩不断的联系，离开四川后的杜甫客居湖南，由于被突然的洪水所围困，连续饿了9天。当地县令用小船把杜甫救了回来，以牛肉白酒招待他，难得饕餮一回的杜甫因许久未进食，肠胃难以承受，最终因消化不良而死。
杜甫于30岁时，暂时中断了在齐鲁燕赵间的漫游，回到洛阳，在偃师县西北的首阳山下筑就陆浑山庄，然后迎娶了弘农县(天宝元年改灵宝县)司农少卿杨怡之女为妻。司农少卿为主管农业和财政的副部长，与世代为官的杜甫家可谓门当户对。妻子小他十多岁，想来是一位知书达理、聪慧贤淑的女子。遗憾的是杜甫并没有用他的大手笔为爱妻立传，甚至我们连杨氏夫人的名字也无从知晓，但杜诗中却多处提及她，虽然片言只语，一鳞半爪，但从那饱蘸深情的笔墨中，我们对诗圣背后那个含辛茹苦相濡以沫的伟大女性，还是不由得肃然起敬。
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他是汉乐府诗体的开路人，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 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创造性，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炼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
杜甫(公元712—公元770)，字子美，诗中常自称少陵野老。他出生在巩县(今河南巩义市)的一个“奉儒守官”的地主家庭，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著名诗人，父闲曾为兖州司马和奉天县令，因此他也享有不纳租税，不服兵役等特权。但他一生经历坎坷。
他七岁开始吟诗，“读书破万卷”、“群书万卷常暗诵”为他的创作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他二十岁起，开始了先南游吴越，后游齐赵。十年壮游期间，他饱览了祖国的名山大川，不仅充实了他的'生活，也开阔了他的视野和心胸，使他早期诗歌也带有相当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唐玄宗天宝五年(公元746)，三十五岁的杜甫来到长安，第二年他参加了由唐玄宗下诏的应试，由于奸臣李林甫从中作梗，全体应试者无一人录取。从此进取无门，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生活。这也使他看到了下层人民的痛苦和统治阶级的罪恶，从而写出了《兵车行》、《丽人行》、《赴奉先咏怀》等现实主义杰作。
直到天宝十四年(公元755)，才得到“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一职，负责看管兵甲仓库。同年，“安史之乱”爆发，此时杜甫正在奉先(陕西蒲城)探家。第二年他把家属安顿在富县羌村(陕西境内)，只身投奔在灵武(甘肃省)即位的肃宗。途中被叛军所俘，押到沦陷后的长安，这期间他亲眼目睹了叛军杀戮洗劫的暴行和百姓的苦难。直到至德二年(公元757)四月，他才冒险逃到肃宗临时驻地 凤翔(陕西省凤翔县)，授官左拾遗。不久因上疏救房琯，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从此他屡遭贬斥，更深入地了解了百姓的疾苦。耳闻目睹的社会现实，为他创作《春望》、《哀江头》、《北征》和“三吏”、“ 三别” 等提供了素材，并使他的诗达到了现实主义高峰。
“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公元759年，他抛官弃职，举家西行，几经辗转，最后到了成都，在严武等人的帮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称“杜甫草堂”， 也称“浣花草堂”。 后被严武荐为节都，全家寄居在四川奉节县。两年后，离开奉节县到江陵、衡阳一带辗转流离。唐代宗大历五年(770)，诗人病死在湘江的一只小船中。在他最后漂泊西南的十一年间，他虽过着“生涯似众人” 的生活，但却写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秋兴》、《岁晏行》等一千多首诗。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诗风沉郁顿挫，忧国忧民。他有“致君尧舜上， 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揭露和批评。他同情人民，甚至情愿为解救人民的苦难做出牺牲。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以最普通的老百姓为主角，由此可见杜甫的伟大。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杜诗风格，基本上是“沉郁顿挫”，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同时，其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缚，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杜诗对元白的“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王禹偁、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备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生平详见《旧唐书》卷190。
杜甫虽然是个现实主义诗人，但是他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不难看出杜甫的豪气干云。
-
工作计划之家小编为您推荐苏轼生平思想总结专题，欢迎访问：苏轼生平思想总结
本文来源：//www.fz76.com/gongzuozongjie/135625.html